有很多人说这电影立场完全偏西方，这是不公的.
从足球队长的诈死煽动到库尔特的主席老爸一句一句详解匈牙利事变中其他残酷细节可知，主创方并没有经验—信念的完全偏袒，从对以上真相的曲折又模糊的描述，导演传递出了一方可供反思的角落. 而事实上西德或西方形象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代替希望的象征符号出现. 本片真正临摹的恐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一种全景式的权力控制技术，一种递进威胁的专政之能. 法西斯这种类反派，一直长存在那个世代东西德乃至东西方对官方之敌的宣传里，以至于本片在不那么严苛的生活环境中无意渲染两大主义的优劣与否，而以东德为例点出了专制之恶. 以片中库尔特的口中多次“我信仰社会主义”来看，在没有太多讽刺效果的立场上深思，导演只是在控诉一场荒诞的官僚制度的危害又另一方面在怀念机会均等的制度之美古老的“道路”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充满着大量的隐喻. 如果说，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教师／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的启蒙者、文化的播种者，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沿途叫卖“知识”的“小贩”，并“堕落”成乞食者. 另外，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担架、掩体、彩礼、离婚赔偿、夹板……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两伊战争），毁灭着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可能. 《阿根廷，1985》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
影片以阿根廷历史上著名的“五月广场母亲”事件为背景，讲述里卡多·达林扮演的主角率领律师团队大胆挑战军事独裁政权，帮助在军政府残酷统治下被迫害的人们终于寻回正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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