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责任编辑的这种“署名权”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争取来的，在此之前的书刊上，是很少看到这种署名的，那理由很堂皇：编辑应该是“无名英雄”，如果署名就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嫌疑。难怪那时要把许多有“名”的作家、艺术家封做“资产阶级的×××”了。我有幸没赶上那“革命化”的时代，一踏上真正的编辑岗位（之所以加“真正的”三字，因为我毕业后虽然分在一个出版社当编辑，但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一直没有务正业，真正编书是80年代的事了），倒就有了“署名权”，不由得感谢为我辈争得此权的人们。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名字太少有机会变成铅字的缘故，开始，对于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别人书上还颇有点欣欣然（大概是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在作怪吧）。书出版后，往往倒过来翻，对着自己熟悉异常、写过无数次的名字看上几眼，心里确有几分得意。不过，没多久，我就不再有这种感觉，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紧张感和恐惧感。因为，接二连三地出了几起“事故”：
第一件出在我编的《（吕氏春秋）校释》上。这本160多万字的着作，我辛辛苦苦编了一年多，为作者提出大大小小的修改意见和建议500多处，校样看了二遍，小五号的注释把眼睛都看花了（后来不得不买了一个放大镜看），真是别无他求，只是希望书的质量高一些，尽量不要出错。好不容易出了书，拿着那厚厚的像砖头一般的新书，闻着那油墨的清香，我的心醉了。可是，翻开版权页一看，我的心则“碎”了：天哪，我的名字怎么变成了“雷群民”？！一查。原来是付型的校样上的名字字号用小了，一位负责出版的同志出自好心，帮我换大了一号，而他竟把“明”和“民”误作一回事，也不告诉我一声就付型、付印了。结果，我这个“责任编辑”却在自己的名字上表现出高度的“不负责任”！人家两手一摊，抱歉一笑了事，我却从此多了一个“名字”（幸好公安局倒没来找我麻烦），至今有人给我写信仍用这个错误的名字，我不知自己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