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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在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专门谈到了中国古代的“植物语言学”问题。他指出，在构成汉字部首和语音字中，有大量“植物”成分。在214个部首中，至少有15个是以植物形状为基础的。有人因此称中国文字为“树状书写体”（tree-writing）。而这种树状书写体“在中国的象形和表意文字中，从开始起就潜藏着分类学原理。当然这从来也不是系统或和科学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像一株植物那样”[51]。这一例子说明，汉语是某些“前科学”分类的工具之一。当然，超出了外在形状的相似性，汉语的偏旁部首并不构成标准的构件，因而不是李约瑟所说的“科学”的分类工具。许多情况下，它们是模糊的、随意的。
对于西方拼音文字或字母语言来说，由于语音的有限性与事物的无限丰富性之间的矛盾，语音反映或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一个通过思维和意识切分对象、符号配列与标记的过程，而且这种切分、配列与标记过程一开始就体现于事物的属性和性质方面，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随着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和语言语音符号的系统化，在人的自由精神创造活动中，语音切分、符号配列和标记事物属性的任意性、约定性逐步呈现出来；语言与事物（世界）的关系，由感性表象的“同构”发展成知性概念的“建构”。在这里，词通常不是直接指向现实世界，而是直接指向符号（准确来说是指向声音符号），即把现实世界等同于声音符号世界；世界之“真”，许多时候并不在于语言符号与世界的同构或一致，而在于语言符号本身是否一致。就像一组词能否很好地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进而表达所要表达的对象那样。对此，洛根从西方科学的意义上对字母语言造成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字母表系统是一种组织信息的方式。它通过对语音的解析（分解成基本的音素），助长了西方人抽象和分析的能力，即撇开表象的因素，对质的属性进行概括与分类。这样，“字母表是抽象和分类的范式，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字母表还是分解和分割的范式。字母表把语词分解为音素和字母。希腊人原子态的思想，即一切物质均可分为原子的思想和字母表有关系”[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