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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在民国史和国共关系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庆谈判由此拉开序幕。
在重庆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为了应付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8月25日由潘公展主持国民党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会议，提出谈判意见，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态度上不予刺激，推诚相待；一切采取主动，应放开者先放开；将商谈情形逐日公布，充分表露我方委曲求全忍让之苦心，使中外对我同情；但随时准备破裂，同时提防各党派勾结，绝不让其他党派参与此次商谈。关于谈判的具体方案，他们提出：应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商谈之前提，军事从严，政治从宽；在政治体制上，放弃训政时期以党统政的形式，采用控制从政党员的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立法、监察机关可容纳中共及各党派人员；但所谓解放区不能存在，中共之政治人员，在绝对遵照政府法令条件之下，可酌量委充地方官吏。29日，潘公展另函呈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可以酌量容许的解决办法为：整编后的中共军队不许特殊化，惟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中共政权组织应一概取消，中共军队不听命令等行为，应一律严令停止；国防最高委员会改设政治会议，此中自可容纳中共分子；行政院设政务委员会，酌量容纳他党人士；国民政府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委员，亦可酌选中共或他党参加二三人。他认为：“钧座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象。今幸以德威之感召，毛泽东居然来渝，此诚解决本问题之最后良机。要宜持之以坚，容之以忍，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万不可商谈而后，初步解决其一部分问题，而更贻将来无穷之患。”在综合党内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采取的原则为：军事绝对统一，政治尽可宽大，不妨次第让步，以示一再容忍，务取宽大，达成妥协求全之任务。虽然蒋介石有所谓“政治宽大”之表示，但在此后的实际谈判进程中，国民党固然要求军事之绝对统一，即使对“政治宽大”也未见实质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