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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派来看我的老婆子，在罪恶的观点上，真可以代表巴黎。”
夏波索脱下眼镜往文件上一放，好不诧异的望着律师：
“我派人去看你，绝不会事先不通知你，不给他一个介绍的字条。”
“那么也许是总监……”
“我想不是的，”夏波索说，“最近一次维森堡亲王在内政部长家吃饭，跟总监提到你的情形，一个很糟糕的局面，问他能不能友谊帮忙。看到亲王对这件家务纠纷那么痛心，总监也很关切，跟我商量过这个问题。我们这衙门一向受人攻击，可是一向是对社会有功的；自从现任总监接手之后，他一开场便决心不顾问人家的家事。原则上、道德上，他是对的；事实上他可是错了。在我服务的四十五年中，一七九九到一八一五年之间，警务机关的确为多少家庭出过力。从一八二〇年以后，报纸跟立宪政府把我们的基本条件完全改变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不再预闻这一类的事，承总监瞧得起我，居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公安处长当我的面受到命令，不能采取行动；要是他派人去看你，我要责备他的。这种情形，他可能受到撤职处分。大家随随便便的说一句：‘教警察去办呀！’警察！警察！可是大律师，我告诉你，元帅、部长，都不知道警察是怎么回事。知道的只有警察自己。那些王上，拿破仑、路易十八，只知道他们的事；我们的事只有傅希、勒阿诺、特·萨底纳，跟几个有头脑的总监才明白……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给降低了，解除了武装！多少私人的苦难在抬头，在我是只消一点儿独断的权力就可消弭了的！……就是那些限制我们权力的人，有朝一日像你一样，遇到某些伤天害理的事，应当像扫垃圾似的扫掉的时候，恐怕也要想起我们了。在政治上，为了公众的安全，警察要负责防范一切；可是家庭，那是神圣的。有什么谋害王上的计划，我得不顾一切去破案、去预防！我要使一座屋子的墙壁变成透明的；可是插足到家庭中去，干预私人的利益，那万万不能，至少在我任内，因为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