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苏维埃的革命模式搬到中国来，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远远达不到俄国的水平，中心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组织远不足以发动像俄国革命那样的群众性暴动。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以及民众的情绪，也还远没有达到可以通过群众暴动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程度。尽管有了成功组织南昌起义、秋收暴动等一系列武装暴动的经历，然而所有这些暴动都清楚地暴露出城市中共产党组织极其薄弱，不仅不足以发动广大群众起义，而且虽有少量军事的支持，也远不足以真正夺取城市，更谈不到在中心城市中建立政权了。自暴动政策实施以来，除了南昌以外，事实上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中心城市组织过有效的暴动。即使是以农民暴动为主的冲击城市的行动，也毫无成功的个案。事实上，无论中共中央多少次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中，期望通过有组织的暴动来造成各地群众起义的局面，然而，暴动的结果，中共组织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日渐萎缩。据湖北省委统计，7月时武汉的党员有8000余人，武汉国民党采取“分共”措施后迅速减少了5000人，到8月中旬又减少了1000余人，到9月份则只剩下约1000人了。同样的情况，中共五大时全国有党员约50000人，到11月间已减少了4/5，只剩下10000人了。不要说这10000名党员中相当部分不在城市之中，就是能够把他们集中起来，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通过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成功也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