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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无望的救赎与皈依——“新历史小说”再评价》，载《文艺评论》，2001（4）。
4.“新历史小说”将故事与历史置于相近的水平上面，将历史夷为平地，而瓦解了历史的神圣与庄严，为人们提供与以往不同的关注历史的崭新视角。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由于作家主要通过描写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场面来表现主观的现代感受，其中想象的成分远远超出了史料；换言之，史料的匮乏怂恿了想象的放纵，一切历史仅仅来自个人的故事，其中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便呈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并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不可知论的阴影。于是，我们看到，不少“历史小说”完全没有不顾及历史的规律性存在，也脱离了生活发展的逻辑。这正如批评家南帆所指出的：“‘新历史小说’所制造的仿历史话语让人疑惑不已：这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这是传统历史小说的解放，还是历史下降为故事的道具？”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是某种完整的、独特的、局部的和个别的东西；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为方法。”由于新历史小说家们遁入历史，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史上面，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实性的匮乏：“新历史小说”普遍对于当代中国变动的现实，对于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应有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没能表现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没能表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小说取消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这种无限制的虚构，把“新历史小说”引向疲惫、困境并成了话语的游戏，而使“新历史小说”的“新”似乎正越来越与无数迎合于大众口味与商业规则的“旧”小说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