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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从近期的历史发展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这一点，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临终之前同司马迁的谈话，特别使他引为遗恨的是：“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207]这几句话，前半部分讲的是社会的变化，后半部分讲的是应把这个变化记载下来，写成史文。简言之，司马谈所说的史文，就是反映“汉兴”的历史。这种把史书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反映的思想，在中国史学上是很丰富的。
例如，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指出：
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