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从2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中感受到。科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数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卫斯理派看来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追求没有同政治和思辨哲学搅在一起。功利主义者正在营建的实实在在、可以统计的理性世界同样是符合卫斯理派口味的。他们还编出了主日学校学生的统计表。（有人认为）如果邦廷也能用查德威克计算出保持一个穷人有力气劳动的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般的正确性来正确地计算出所谓心灵皈依程度的话，他早已很高兴了。所以在教育上的尽力和普及“进步”知识连同提倡信仰上帝方面，非国教派和功利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在20年代，这种类型的著作已经出现，其中还有道德训诫（和描述无人看望的汤姆·潘恩在临终床上纵酒狂言的文章）的印张上，边靠边地印出了有关委内瑞拉植物群的小注释、里斯本地震死亡统计、菜谱、水力学等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