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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控制城乡的能力与侧重
国民党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即宣告实行训政，依照的是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主张。孙中山的所谓训政，核心是要由党来引导人民学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各权，使人民可以由下至上地逐渐选举各级政府，并使之始终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直至最终可以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实行全国大选，造成民选的中央政府。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到处都是军权独大的局面，国民党中央不仅不可能随意向地方派出经过训练并考试合格之员去协助地方市、县人民筹办自治，即使可能派出经过训练并考试合格之员，也难以去贯彻孙中山关于要使人民享受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自主制定一县之法律，选举一县之官员的主张。这是因为，国民党的革命，基本上没有改变县以下旧有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结构。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受到共产党指导的农民运动冲击、曾经一度摧毁了旧有统治秩序的农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也大多又重新恢复了原状。过去服务于满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县以下区、乡、村各级政权，如今又进一步服务于国民党在各地的统治机关。许多地方的士绅及其子弟，更是摇身一变而成了国民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要说没有党化基层政权的纲领和计划，就是有，也奈何不得各地的那些头面人物。因为，大批地方头面人物，或者与之关系密切的地方精英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就只能借助于他们来实现对地方的统治和治理。无论是治安还是收税，继续依靠传统势力治理地方的结果，就使得广大农村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与地主势力之间的矛盾继续延续下来。不要说众多贫苦农民看不出国民党新政权与北京政府时期的旧政权有何区别，就是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愿意按照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自主选举、监督县政府的官员，代为执行农村政权的地主士绅也不可能允许农民做出违反其意志的民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