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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前期的无神论者虽然尚未能对佛教有神论的本质问题进行批驳，也不及南朝无神论者那样系统、深刻地对有神论进行批判，从而显得理论力度不够，但仍不失其社会意义。就当时而言，由于其对佛教的批驳具体、现实，更易为一般人所接受，社会影响更大。若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隋唐时期的儒家反佛之士的不少观点就渊源于此。
北朝后期的无神论者在继承前期对佛教有悖纲常名教观念、有碍治道出发进行批驳的同时，开始从理论上与有神论者进行论争，从而使北朝无神论与有神论的论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著名者当推邢邵与樊逊二人。
邢邵，字子才，博学能文，曾作《议生灭论》，倡人死神灭之说，北齐中书令、著名的佛教信徒杜弼反驳邢邵之说，双方往复再三。邢邵与杜弼的这场神灭之辩，成为北朝后期无神论与有神论的重大论战之一。
邢邵认为佛教所云人死还能来世再生，其实是画蛇添足，无中生有。杜弼强辩：如果人死归无，不能再生，那么万物未生之前，也是无有此物，无能生有，为什么就不能死而再生呢？邢邵指出，所谓来生、报应，本是圣人设教，以行教化，并不是真有来世。杜弼则以圣人言则为经，行则为法，怎么可能以诡言劝民来辩解呢？显然，杜弼在关于人死不能再生这一问题上是偷换概念，人死不能再生，是形体消亡后精神也不复存在，讲的是形神关系，事物出生之前的无，是事物的生长过程，也并不是从无到有，同样需要有物质基础，才能成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