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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对话之必要
再谈谈中西对话。我既不赞成“全盘西化”（它的背后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厌恶“固守传统”（它的背后是极端民族主义）。我认为“中西对话”是可取的。中国创造的文化可以作为一个主体，西方文化也可以作为一个主体，两个主体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通过对话彼此沟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富裕”。不同民族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文论），由于地域和历史多方面的原因，都可能有短处。就中国传统文化说，千好万好，就是缺少两样东西，这就是科学和民主（请注意，我说的是“缺少，不是完全没有）。我们的“五四”先辈早就觉悟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西方。另外，我这里想强调“共享”这个概念，人类的文化（不论是东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理应共享，西方人可以采用东方的文化，东方人也可采用西方文化，各以对方之长补己之短。我们吸收西方的文化，只是利用人类的创造，这并没有辱没自己，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有人认为在物质文化方面互相吸收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精神文化的互相吸收，由于文化形态不同，吸收起来就困难了。我的想法是困难诚然是困难的，但绝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列夫·托尔斯泰如何学习孔子，海德格尔如何吸收老庄，荣格如何神往东方神秘文化，冈布里奇和苏珊·朗格如何激赏中国古代美学……再看一看魏晋和隋唐时期如何学习西来的佛学，“五四”先辈如何学习西方，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鼓起勇气，克服困难，在对话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就文论方面的中西对话来说，像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学贯中西的大师，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完全可以循着他们的足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