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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最反对一班徘徊歧路的学者。他说：“这等学者，上之不敢为尧、舜，下之不屑为桀、纣，却于两个中择个中庸自便之途，以为至当，岂知此生早已落桀、纣一途矣。”（《第一义说》）人间只有两条路，不为尧、舜便是桀、纣，不为君子便是小人。痛快地说，不做人，便是禽兽，绝没有中立的地让你徘徊，让你取巧，稍一徘徊便走进禽兽一途了。这一班人所以徘徊不决的，由于内中私欲太多，把他一点生气圈得死死地，把他一副真面目蒙蔽得尽尽地，所谓“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无长进者，皆是看来全是一团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同上）。这都是由于不立志、不发愤的原因，倘能立志发愤做一个人，从苦处打去，则“起脚便是长安道，不患不到京师”（同上）。刘氏是一个立志做人的人，所以对于当时一班不肯做人及徘徊歧路的人们非常痛心，常常发为大声疾呼的论调。
教育既是令学者学做一个人，当然是为己不是为人，所学一定是向内着力，不是向外驰求。可是现在一班学者完全与这个意思相反，一意向外驰求，求富贵，求功名，甚至于气节也是有所为而为，把自己的身心性命抛到九霄云外，这还算是一个人吗？这还算是受了教育的吗？刘氏自己觉得非常痛心，有很沉痛的一段话，意义亦很浅近，我们不妨直接抄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