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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的活动方式来看，除开学会、办报刊以争取团结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外，还向光绪皇帝不断上书，争取光绪进行政治改良。想叫一个封建皇帝“变”为“维新”皇帝，完成“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
照此说来，康有为等在戊戌变法期间，坚持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积极主张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他们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为一次改良主义运动的。
称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运动，并不意味贬低它的进步作用。它是19世纪末叶发生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改良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或右翼社会党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运动。不能因为列宁批判过与机会主义等并称的改良主义，就认为称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是“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
二、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
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广东会议时，大家对他们在戊戌维新时期的进步作用是肯定的。认为康有为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梁启超在维新时期的宣传鼓动作用也功不可没。很多人认为过去对康、梁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不能说戊戌政变后康、梁就“马上倒退”。康有为由“先进”到落后有一定过程，梁启超“流质善变”，有时“变坏”有时却又“变好”，即使在他主编《新民丛报》时期，政治上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论战，而文化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作用很大。也有人对改良派划成左、中、右表示不同意的。近两年来，很多人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进呈的《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及《列国政要比较表》表示重视。有人据此对《戊戌奏稿》发生怀疑，认为《戊戌奏稿》有原则性的改动，“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有人认为“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在条陈、奏折中都没有提开国会、行宪法，只提在宫中设制度局讨论新政的建议”，“还阻止谭嗣同、林旭开议院的主张”。有人认为不能就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奏稿说他没有实现自己的纲领，戊戌维新应从1888年算起，不能只看“诏定国是”后的一百天。我过去写过《戊戌奏稿辑目》[4]一文，认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纵有改窜，内有实迹。纵有追忆，中含要素。固不可怀疑一切，悉予摒弃”。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戊戌奏稿》只有二十折，又有目无文十三篇，和《凡例》所说“手撰奏稿，都六十三首”相差很远。如康有为代屠仁守、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陈其璋，王鹏运所拟奏稿，《戊戌奏稿》就未收入。《杰士上书汇录》中也有七件未刊入。至于从《杰士上书汇录》和《戊戌奏稿》不同的五件来看，有的是日期不同，这是因为《杰士上书汇录》所存是军机处或其他部门的代递日期，所以较原定的为晚。至于内容的改动，还需认真考核，今后我准备就此再加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