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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评论的专书产生于唐代盛世，这就是刘知幾所撰的《史通》。《史通》在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和启发，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评论了唐初以前的史学，这种评论虽然主要是从史书的体例（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入手的，但全书也涉及了史学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刘知幾对以往史学做总结性回顾的自觉精神，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他的同代人。他在《史通·自叙》篇里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可见，刘知幾在撰写《史通》时，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司马谈曾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讲过：“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3]这些话，反映出史学家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的自觉认识。从司马氏父子到刘知幾，史学家的这种自觉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它表现为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这件事情的重视，更表现为对史学工作本身进行回顾、改进和提高的重视。这两种自觉认识是有联系的，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